许知远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变成全球的一部分》等，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章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当年我们都曾对自己有过期望，可还有多少人依然坚持着那份梦想，依然在孤独中前行？

  痞，是上世纪80年代的常用词，不论头发太长、衣着太古怪还是足蹬懒汉鞋，哪怕是扛着大号录音机，都能这么说。

  过去的一切，永不再来 ，那时的青春与惶惑、激情与浊水，已忘却无数，然而，80年代天空下的孩子，当我们一天天变老、一天天肩负起社会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太多人被同化了，太多人走进了沉默的大多数。当年我们都曾对自己有过期望，可还有多少人依然坚持着那份梦想，依然在孤独中前行？我们是不是慢慢的变成了庸庸碌碌的中年人，除了堵塞孩子们的未来之路外，已别无所求？

  阅读许知远，因为从他这里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只有无穷的追问与两难，从去年的《祖国的陌生人》，到今年的《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永不安定，永不沉默，他为这个喧嚣的时代保持了一个姿势，一种态度。

  许知远：是，很多人说我写的是“翻译体”，这与我阅读习惯有关，并不是刻意的。年轻时很喜欢看翻译过来的书，但它们译得又不太好，渐渐就习惯了这种语感，这是成长环境决定的。从写作角度看，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今天白话文就是欧化文体，当年人们批评鲁迅，就是说他半文半白。英语语法有它的优点，在做判断时使用大量定语、状语，限制多，更具体，但不泛化，没有阅读快感，总之，想处理好两者关系很难。

  北京晨报：很多读者说，许知远可惜了，和同时代的写手相比，至今也没寻找自我，他在虚度光阴。

  许知远：所谓寻找自我，无非是给自己贴个标签，你究竟是小说家、财经评论家还是时评家，但我非常反对标签化，因为思考者要面对世界的复杂性，这不是主义、口号所能概括的，标签很危险，它让世界简化，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写作更丰富多元，无法被简单地概括。至于我的写作风格，这与个人气质相关，我更喜欢暧昧，因为世界、生活本身就不清晰，未必有什么一致性。

  许知远：因为从传统上看，我们思维训练相对简单，这与专制体制相关，喜欢用道德来解释一切，非黑即白。直到严复时，中国人才知道逻辑这个词，可面对危机，人们失去了耐心，总希望找到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因此走向口号和标签化。一个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拓展读者，让大家感到不安，而不是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人们需要愤怒时，你就写愤怒，当人们需要快感时，你就写快感，那是商品，不是文学。

  许知远：那要看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成功本身没那么重要，我们说一个人成功，其实是把你归到某一类中，而我的写作偏偏是难以归类的，包含了新闻、评论、小说式描述、个人独白等，我希望我涉及的领域更广一些，这是个人好奇心的结果。问题就在于，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在意愿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喜欢单一主题，我的写作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

  北京晨报：在您的写作中，充斥着对文化沦陷的感慨，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困境似乎比上世纪80年代更重了，为什么？

  许知远：这与时代有关，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一直不是中心，我们这一代也涌现出自己的典范，比如张朝阳、丁磊，但他们不是文化人，是商人。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东西也是被潮流推上去的，它本身未必有多好，当时中国社会还处在集体化的年代，反抗的敌人越大，影响也就越大，大家都听你的，当时社会更简单，要反对的东西非常明确，可今天就不同了，它们乔装打扮了。在今天，不仅要面对原有的秩序，还需要面对杂乱无序，在消解秩序的同时，还要重建秩序，因为无秩序，就无美丑、无善恶了，那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就比过去单纯地反抗更困难。回望80年代的文化人物，我们会发现，真正留下来的并不多，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值得深思，即：我们能坚持多久，怎么样保持更长的生命力？

  许知远：不，一个社会不会自动整合，文化需要知识共同体来支撑，但现实是，这个共同体本身在崩溃。所谓知识共同体，是由学者、媒体、大学等构成的，他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可看看今天我们的大学校园，这10年来学生们慢慢的变实际了，他们对眼前问题采取漠视的态度，仿佛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只有逃避，没有抵抗。

  许知远：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抵抗不是为了社会，而是为自己，如果你放弃了，生活将暗淡无光，而社会也将失去光亮。这就像坐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首先要自救。坚持自守，捍卫知识传统，这就是最好的抵抗。但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长期忽略精神价值，耽于肉体舒适。在教育中，我们既不关注灵魂问题，也不承认精神痛苦。

  北京晨报：在今天，慢慢的变多的人在关注当下的文化困境，可怎么样才可以突破瓶颈？

  许知远：文化要繁荣，关键是权力要尽可能少地介入其中。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是能够深入我们正常的生活的，破坏性更大，它不仅会带来环境灾难，还会彻底剥夺个体尊严，相比之下，传统的专制反而没办法进入人们的内心，可以被私人生活所拒绝。文化繁荣与道德敏感息息相关，这是创造力的源泉，有道德敏感，才有感受力，权力介入过深，会窒息道德敏感的空间，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心死了，还谈什么创造。

  北京晨报：但这个启蒙主义的进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遭遇了后现代理论的强力挑战，为何还要坚持它呢？

  许知远：在今天中国倡导后现代主义的，是弄错了情境。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延伸，虽然对现代性有反思与批评，但依然继承了其中的自我反省精神，这是社会秩序井然前提下的思考，抽离这个前提，就会走向相对主义。这就像和文盲讲难得糊涂一样，没什么意义。其实，在现代化之路上，我们总想抄近路，总想照搬西方最先进的理论，结果往往出轨，这是不自信的体现。

  北京晨报：在今天，慢慢的变多的人寄望于80后，因为他们是在相对健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许他们会比我们走得更远？

  许知远：谁说的？我觉得80后们的表现不太好，他们的技能提高了，眼界宽广了，但这与思想无关，与情怀无关。80后体现出了很强的犬儒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可靠这些是无法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上一代人面对着传统压力，不能不反抗，80后则简单多了，有地方可逃，不必再决绝地去反抗，所以更容易被软化。这一代人受惠于互联网，大众参与数量增加了，形成了“数量致胜”的效应，使个体趋于原子化，人在沟通中实现相互连接的感受消失了，都被包裹在谈话之中，这就使他们有了更多的不安全感，更加迷茫。所以，80后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他们沉浸在集体行为中，没有深入的内心检视，没有内在准备，非常容易被裹挟，另一方面，面对现实压力，他们又有自发的愤怒。

  许知远：我们缺失的不仅是文化教育，而是各种教育，包括价值观教育、艺术教育、生命教育、灵性教育、道德敏感教育等，这就走向了野蛮化，对世界、对自我一无所知，仿佛是在黑盒子中长大，缺乏各种经验，只能依靠野蛮的力量，而这些力量一旦迸发出来，确实可以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暂时辉煌，但无法持久。

  许知远：前提是给予宽松的环境，文化是内生的，不是修高速公路，在文化方面，权力能做的事很少，因为文化需要多元化，而权力是一元化，这两者存在冲突。上世纪30年代，苏联文化出现过一个“黄金年代”，但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文化没有彻底沙漠化，比如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就没被批判、被禁止；其次是宗教传统仍然在发挥影响，仍然在关注着精神问题，不是彻底的世俗化。解放前也搞过复兴文化的委员会，但是由胡适等文化精英来领衔，今天于丹式的解读风行，这背后体现了大家对传统的热情，但这个工作本应是大学来做，可我们大学行政力量太大，缺乏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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