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勇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今年57岁的他是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队员之一。32年间，和他同一批的水下考古人员都已经陆续退休了，唯独他还坚持在考古第一线，至今他依旧坚持亲自下水。

  “我一年下水的次数比很多年轻人都多。因为只有自己亲眼所见才是第一手资料，和别人跟你描述的不一样。”崔勇说，水下考古人员在我国一共有160多位，目前在一线日，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崔勇是来自广东的唯一一位副主任委员。32年间，崔勇发掘了众多水下文化遗存，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领先世界的过程。

  崔勇很忙，基本上一天到晚都在发掘现场，他的朋友圈中有很多他背着氧气瓶下海的照片。

  在崔勇看来，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有几分偶然因素。他回忆说，1987年，英国一家打捞公司通过阿姆斯特丹一家海事博物馆的资料，发现有一条叫莱茵堡号的沉船沉没在广东的阳江和台山海域。他们对这一带地形不熟，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进行打捞。一抓斗下去，抓上来247件器物，有瓷器，还有一条1.72米长的大金腰带。这条船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南海I号”。要把沉船打捞起来，必须组建一支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于是国家博物馆就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召集一批人去学水下考古。“我当时比较年轻，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经过培训，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水下考古人员。”

  崔勇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已经知道“南海I号”的位置，但按照当时的技术，根本不具备考古发掘的条件。“风浪比较大，水下能见度极低，无法作业。”

  30年树立水下考古典范2001年，崔勇和团队真正开始启动了“南海I号”的水下考古工作。

  他回忆说，30年前的水下打捞技术寒碜得很。水下对沉船的定位就是第一道难关。“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好多天刚刚把海底的淤泥抽干了，第二天去一看，傻眼了，台风一吹，就又把泥坑填上了。甚至连一开始施工的地方都找不到了。也就是说之前白干了，只好第二年海况好的时候再开工。”当时天津有个水科所，技术比较高。最后通过他们一次性把沉箱放置成功，沉船打捞的同时，岸上还在建一个博物馆。“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因为如果我们打捞不起来沉船，这个博物馆就白建了。”2007年，考古人员顺利打捞起沉箱，并把它运进博物馆，然后开始考古发掘工作。“南海I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到现在还在进行中。“1987年被首次发现，2007年整体打捞上来，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为中国水下考古树立了一个典范。这30多年来，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从零起步，如今迈入世界领先行列。”说起“南海I号”，崔勇就像谈论自己的孩子一般，十分兴奋。

  崔勇说，刚开始打捞的时候，考古人员发现一条纯金腰带。当时大家以为这也许是“南海I号”上比较有价值的文物了，但后来，从“南海I号”上发掘出的黄金、饰品，每件几乎都可以论斤计算。直到2019年8月，“南海I号”船舱内文物的清理工作才算完成，沉船中出水文物精品达18万余件，生动展示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画卷，被考古专家们称为浓缩了宋代生活的“时间胶囊”。这些都为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以及航海贸易路线提供了新的线索或佐证。

  不在于挖掘多少金银珠宝30多年的水下考古经历中，崔勇几乎参与了国内所有重大的水下考古发掘。2007年，他又参与了古船“南澳I号”的发掘。“南海I号”的淤泥有30多米厚，“南澳I号”沉了一半在泥底下，淤泥的厚度也就两三米，下面就到礁石了。所以不能采用沉箱方案。和“南海I号”不同的是，崔勇只是把“南澳I号”船上的器物打捞起来。崔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真性原则，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要尽可能保持原真性，因为船拆下来之后，就很难再装回去。最终，他和同伴做了一个“金钟罩”将“南澳I号”罩在水底。直到现在，崔勇每年都会到“南澳I号”沉船所在地看一看它，看着它安静地躺在水底，崔勇觉得很欣慰。“出水文物的保护处理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些水下文物非常脆弱，我们水下考古不是说把所有埋藏在水下的文物和宝贝都要打捞上来。”

  对于考古和收藏来说最大的区别是，比如说一个碗，收藏的人希望这个碗尽量的完整，因为能卖出好价钱，但对于考古人员来说，可能一个碎片更有用，为什么呢？完整的碗，不能把它打破，做有损分析。但一个破片，除了能在断面上面观察它的胎、釉的颜色和厚度，还能做热释光，做微量元素分析。“所以，一个碎片，我们就能写好几篇文章出来，但一个完好的碗对我们来说意义则没那么大。但碎片在文物市场上是不值钱的。所以说，价钱是文物所有属性里面的最低级的属性。”

  从事水下考古30多年，崔勇对水下考古的意义也有独特的理解。崔勇说，作为水下考古人员，这些年来，对于从古船上看到金银财宝，他早就习以为常。“水下考古的意义不在于挖掘到多少金银珠宝，我们考古人员对这些根本没兴趣。四川江口沉银遗址我去看了，光金锭银锭就发掘了42000多件，看黄金都看得我审美疲劳了。”崔勇笑着说，在考古中，更让他兴奋的是发现那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物，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生产活动很有价值，比方说，“南海I号”沉船中就发现了一坛酒、一箱咸鸭蛋，还发现几枚骰子，这就让考古人员十分兴奋。

  为致远舰“立碑”合照30多年水下考古，一些历史性的时刻也经常触动崔勇的内心，致远舰的发现就是这样一次经历。

  至今，崔勇依然难忘当时自己潜下深海触摸到致远舰的场景和心情。“我小时候看过《甲午风云》，也看过李默然演的邓世昌，对于邓世昌下令致远舰撞向敌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场景印象非常深刻。当我触摸到致远舰的舰体时，眼前似乎浮现出致远舰撞向敌舰的悲壮场面，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了历史，那种悲怆无法用语言形容。”离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纪念碑，埋在了致远舰上面，让摄影师给他和纪念碑在水下拍了一张合照。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眼眶湿润了。后来在致远舰沉没12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他在海上撒了些花瓣，拍了一些录像，作为资料留存。

  每年5月到8月是崔勇最忙的时候，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是南海休渔期，没有渔船破坏发掘现场，租渔民的渔船也更便宜。崔勇潜入最深的地方达到水下50米。只要体力允许，他都会亲自下潜，亲自去摸查文物。海上作业的大多数日子，是简单而又枯燥的重复工作。在崔勇看来，支撑他一直干下去的是他对水下考古这份工作的热爱。在发掘“南澳I号”那几年，他每年都有110多天在海上“漂”着，3年下来，他一共在海上“漂”了一整年时间。“没觉得辛苦，这份工作实在是太有趣了，经常能发现不同年代的沉船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文物，每次一想到还有大量沉没海底的沉船和古迹等待我去发现，就好像有一批宝藏等待我去挖掘一样，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水下作业，考古队员不但需要具备考古学知识，还要观察海底的洋流、潮汐状况，陆地上一天能干完的事情，水下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能完成。穿戴好潜水装备，再背上一瓶氧气，身上的负重有几十斤重，如果要在水下待更久，需要背上两瓶氧气，这样负重差不多有上百斤。到了海底，一次工作少则半小时，多则两个小时，还要手持工具和拍摄设备在海底作业，这既是个体力活，也需要足够的耐心。每次下水作业，崔勇都要制定详细的水下安全保障预案。“在水下，只要按规章操作，基本上还是安全的。我感觉自己挺幸运的，做水下考古30多年，发现了这么多水下遗产，人也没事。”

  中国水下考古逐步领先世界30多年过去，崔勇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了饱经沧桑的中老年人，他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进而领先世界的过程。

  他说，以前水下考古要靠渔民等提供线索，现在能够最终靠探测设备，采集海床、电场、磁场的数据，精确确定水下摸查方向。比如，能够最终靠旁扫声呐、多波束测深声呐等设备对目标水域进行仪器探测，这些设备就像考古人员的“千里眼”。GPS技术和探测仪可以让海底作业有了“千里眼”，使用多波束、侧扫声呐系统和浅地层剖面仪能更加精细地对海床底部进行探测，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大海捞针”式的工作，能更准确地探测到某一个未知水下遗存点的位置。

  确定文物的位置就要立刻进行打捞吗？还不行。崔勇说，需要先对拟开展的水下考古项目进行前期调研，搜集尽可能全面的史籍资料，包括地方志、海事档案等；然后再派出专门的调研人员到现场进行走访，搜集相关出水实物，以及地方文博部门保存的实物资料等；还需要调研人员到实地水域查看一下水域现状。

  崔勇说，广东在水下考古一直引领着全国的步伐，尤其是有“南海I号”这样举世闻名的考古项目，更是让广东的水下考古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可以说，广东的水下考古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记者：肖欢欢 实习生：徐紫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