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因疫情封锁的城中村石各庄。此前，“流调里最辛苦中国人”、边打零工边找儿子的岳某就租住在这里。

  傍晚6点30分，北京华灯初上。CBD里走出来的上班族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迅速挤进地铁。

  马雅在晚高峰地铁上打开手机，查看昨晚父亲从上海寄来的茶叶送到了哪里。物流信息数据显示，快件已抵达顺航中转站。“到北京了。”她心想，最晚明天下班之前，茶叶就会被送到办公室，晚上回家就能坐在电视跟前，边刷剧边喝茶。

  马雅不会想到，在北京六环东北角，那个对她而言，仅仅存在于手机物流信息中的“顺航中转站”门口，此刻正站满了高矮胖瘦的男女老少。他们口音各异，目标一致。

  几分钟前，他们才从拥挤不堪的面包车上跳下来，随着夜幕降临，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连续12个小时的临时工作，以便赚到300元。

  这里是中国华北区域最大的快递一级中转场。每天，无数快件经过陆运、空运，从全国各地来到此处，由临时工连夜分拣后，再用货车发往华北各个城市的站点。

  这些临时工，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他们多数没有学历，以日结薪资的结算方式，在都市里打零工赚钱。城市深夜，在大企业的食堂里，城市边缘的快递中转场内，刚修建好的地铁站旁，大型生鲜超市的仓库中……他们做着洗菜配菜、快件分拣、清运垃圾、装卸货物等工作。清晨来临，城市苏醒，他们才开始休息，钻进狭小的住处，“折叠”进城市的夹缝中。

  2022年春节前夕，一则流调信息的公布，揭开了大城市临时工群体的一角：来自山东的临时工岳某，在18天内，辗转20多个地方打零工，有多日都是在凌晨工作。

  岳某只是千万个城市“零工”的缩影。风洞通过一定的调查走访，试图还原这个群体真实的工作场景，记录下这些半夜打零工的人们“悬浮”在城市、无法扎根的生活。

  “听我的，来，站成一排，现在发背心儿。”临时工队长陈林挥手示意面前的十几个人。大家很快整齐站好，穿上印着劳务公司名字的红色背心，点名扫码登记后，跟着陈林鱼贯进入顺航中转站厂区。

  厂区内的入口大厅，已挤满了穿着各色背心的临时工，大约数百人。他们排好队，掏出身上的手机、打火机和香烟，统一上交给劳务中介——在仓库里干活，就要被没收所有可能耽误时间的娱乐设备和物件。临时工们经过人脸识别和安检卡口，沿着广场边走进仓库区域，和迎面走来的白班临时工面面相觑。

  “他们下班了，现在轮到我们。”50岁的河北人伍姜边走边熟练地戴好自己的工作手套，喃喃自语道。

  中转站由数个大型仓库组成，每个仓库四面大开，冷空气肆无忌惮地闯进来，仓库内的温度和当天的户外温度一致，零下5度。

  经验丰富的临时工通常穿得有些臃肿。比如伍姜，他穿着一件价格30元的绿色迷彩棉服，棉服里是一层红色的棉背心，棉背心里再穿着厚毛衣，厚毛衣里还有一层秋衣，头上戴着一顶能够遮住脸颊、眉骨和耳朵的藏青色绒线帽。

  快递公司的值班人员挥挥手，临时工们被分配到各个仓库的流水线，站在搬运快件、分拣扫描、贴标签、装车的位置上。“哗啦啦”，第一堆快递从流水线顶端倾斜而下，流水线转动，仓库里所有人立刻开始一样的重复动作，且一刻不歇，看起来像是运转中的机器的一部分。

  大城市白天的车水马龙在渐渐消散。城市的边缘，千千万万人的夜班生活才刚刚开始。

  “快！快！快！”“怎么这么慢？你能干吗？不能干就走！”“不要让我发现哪个快件上没贴标签！”每当值班人员在仓库大喊，临时工们就赶紧加快手上的工作。他们很少上厕所。一旦被发现停下手里的工作，蹲下喝口水，就可能有值班人员警告“喂！为什么停下！”

  “如果他说你，你最多就看看他。如果回嘴，他们会直接把你清出去，不让你干活了，前面的小时就白干了，拿不到钱。”伍姜压低声音，对第一次来这里做临时工的19岁少年张彬彬说。

  那晚临近年关，劳务中介开出了夜班最高12个小时350元的价格，平均每小时29.1元。“你是350吗？劳务中介只给我320”，“320吗？我只有300啊。劳务不知道拿走了多少。”分拣线上的临时工们小声询问对方报酬，“知足吧，去年这一段时间点，280块12个小时。”

  议论声逐渐变大，似乎少有人知道，2021年8月北京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5.3元/小时，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59元/小时。当晚在场的临时工们，所拿工资大多低于这个标准线。

  催促声再次响起，议论也戛然而止。在流水线上做夜班，能体会到“度秒如年”的感觉。29岁的河北农村姑娘碧洁如每隔半个多小时，就会向旁边戴手表的临时工问，“现在几点了”。她的工作是贴标签----当快件一个个从流水线上经过，她就迅速撕下一张写着“北京已消毒“的标签贴在快件上。晚上11点多，冷得直跺脚，她又问了一次时间，然后安慰自己“还有一小时就能去吃饭了”。

  放饭的时间不长，劳务公司指派的临时工队长会带着盒饭和馒头去仓库旁楼梯下。那里摆着八个座位、两张桌子，和一张长凳。六小时的流水线工作让临时工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这顿饭，有些人吃不饱。“盒饭很咸，馒头不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劳务中介说管饭，但没说管饱。”

  下半夜的六小时总是更加艰难。35岁的孟德昌又冷又困，决定上个厕所缓一缓，再请求值班人员给他换一个能动起来的搬运工作。15分钟过去了，孟德昌没有回到流水线。值班人员发现后，立即大喊：“这里一个贴标签的去哪儿了？是不是在厕所睡着了？快去看看！睡着了就不要他了，让他走！”

  一名快递值班人员前往查看，孟德昌最终没在流水线出现。下半夜，另一名偷偷躲在厕所抽烟的男士被请出仓库，还有一名不满催促态度的临时工与值班人员发生了口角。

  清晨5点，仓库里开始躁动，疲惫的临时工们又“活”了起来。“快了，坚持一下就下班了。”碧洁如现在每过几分钟就问“几点啦”，她和工友畅想，到家以后，不和任何室友说话了，直接钻进被窝，大睡特睡一番。

  “快！快！快！”她的胡思乱想很快被值班人员的催促打断。眼前，又一快件抵达了。

  早晨6点30分，临时工们的工作结束。队长清点人数后，值班人员拍下每队人员的合照，用作给劳务公司结算工钱的凭据。临时工们则回到大厅，归还马甲，拿回个人物品，重新登上厂区外的面包车。

  和来时一样，车窗被黑布或挡板遮住，一辆面包车核载人数不过8—9人，最多却能装下20个临时工。他们或蹲坐、或弯腰挤在没有座位的面包车里。行驶5到10分钟后，抵达最近的地铁站或公交站。大城市的早高峰还未开始，这些打工人将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回到各自住处。

  “他们基本住在城市边上的村里。”劳务中介温峰富说道，那里房租便宜，大多按天结算，附近10公里以内会有大型物流园区、工业园区。也因此，他常常去这些聚集地招募工人。

  从地图上来看，这片城中村位于通州区和大兴区交界处，紧靠着六环内，是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周围遍布工业园区和物流基地，与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隔水相望，附近十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量急需流水线工人、装卸工人、分拣工人的企业。

  临时工需求旺盛，决定了马驹桥的繁荣。五湖四海的打工者闻讯前来寻找活计，吸引了更多的劳务中介在此长期招募临时工。除了快递分拣、药厂包装、电子厂装零件等工作外，建筑施工工地小工、货物搬卸、app地推、室内拆迁和装修、临时保安、疫区消杀等工作，也能在此找到雇主。

  这种临时工作，普遍对学历没有要求，年龄通常要在18～45岁之间。有些招工信息会写上一笔“没有身份证也可以做”或者“只要求没有犯罪前科”。工资以日结为主，每天单价从150元到350元不等，工作时长从4小时到12时不等，分为早班和夜班，夜班通常比早班多挣几十元。

  位于北京城郊的石各庄村是另一个临时工小型聚集地。2022年1月，边打工边在北京找儿子、被称为“流调中最辛苦中国人”的老岳，就住在这个村子里。他的同伴，也多是干重体力活的人。通常，他们由一个建筑施工工地的包工头带着，老乡介绍老乡，搬砖、搬钢筋水泥、清理渣土或建筑垃圾，这个城市最苦最累的活，多由这些人承担。

  处于城市边缘的城中村，就是接壤农村和大城市的临时工落脚点。落脚点生活成本低廉：旅店每个单独的房间一天租金约为25～ 30元，一个合租床铺一天租金10～15元，附近餐饮店一顿饭的价格约6～15元。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北京城中村人口倒挂，最严重的村庄，流动人口与本村人口比一度高达45:1。以马驹桥为例，该地区流动人口规模超过10万人，是本地居民的2倍。

  十年前，马驹桥就发生过一起因面包车超载、刹不住车而造成的重大事故，死者和伤者都是打工的零工人员。“当时，很多人才知道，原来马驹桥有很多临时工。”85后的河北邢台人郭滨说道。

  到了今天，超载仍然是常规操作，工人们常以各种奇异的姿态挤在车里。郭滨很胖，有一回面包车里实在没地方落脚，他就只能躺着嵌在前排座位和后排座位之间，在近1个小时的路程中间，几乎是被人踩在脚下。他总是担心车子会出事故。

  他们遇到意外的概率也更高。两个月前，郭滨上工地做夜班小工，工地上黑漆漆的，他一脚踩在了长钉上。他没有钱去打破伤风，忍着剧痛坐在地上把钉子拔掉，挤了挤伤口里的血，回家休息两周，又继续上工。上个月，郭滨接了一单拆卸房屋内饰的工作，和他一起去的工友，操作一台手持圆锯，因为失误，瞬间就把另一只手的手筋切断了，最后老板给了几百块钱了事。

  因为无法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有的零工连薪资都很难保证准时发放。“有些地方会拖欠工资，或者少给钱。但每天结算，起码还能找到人。”黑龙江人南洪波告诉风洞。

  他是建筑施工工地的包工头，2021年接到一个时长三个月的建造项目，等他招来临时工干完活后，老板还没付完所有的钱就跑路了，到现在还欠着近3万元的工人薪资没有给。他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约定日结薪资，现在出了事，讨薪困难。

  “回想起来，过去在工厂做长工，周围都是老面孔，人际关系很稳定。现在在外面漂着，周围虽然也有一些朋友，但你不明白他们下一秒是否会消失，去另外的地方生活。”郭滨说。

  即便如此，日结薪资的临时工仍然是许多打工者最后的选择。劳务中介李红艳站在马驹桥劳务公司门口。她告诉风洞，咨询长期工的打工者凤毛麟角，来做日结薪资临时工的打工者越来越多。

  不少有过长期工经历的打工者告诉风洞，一些设置长期工岗位的工厂，有着苛刻的工作制度，薪资也不如人意。比如，一天工时多在12个小时，严格规定上厕所和吃饭的时间，上班时间不能喝水，如果不加班就没办法拿到招工时承诺的薪资，休假扣双倍工资，利用休息时间开会。

  “原来没有学历、没有技能，从农村出来就只能在工厂流水线上熬。但太压抑、太辛苦了，实在忍不了。”郭滨告诉风洞，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山东东营的一家纺织厂做流水线工人，给机器按锁。三班倒，一个月平均挣1000元，住四人一间的宿舍、包吃住 。

  做了没几个月，郭滨就觉得实在忍受不了长时间加班但工资没有一点变化，机械重复地干一件事。此后，他每一份的长工工作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辗转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先后做过配菜、某物流基地的保安等。

  “你发现没有出头之日，总是在一个地方重复干着一样的事情，挣着差不多的钱。”郭滨说。

  当被问到是不是想过学习专业技能时，他回答：“想过，可我现在只能保证自身活下来，要学习需要钱，我没有。但至少做临时工，是有自由的。”

  仗着自己还年轻，郭滨专门瞄准装卸、搬运、工地小工，这些工作的特点是重体力、短时间，持续不会超过5个小时。他干1天活，就休1天或者2天。

  可是这样的形式让他几乎没办法存下钱来，他很快会消耗掉头一天赚的钱。饭钱30元再加住宿费，他在北京漂泊的成本每天约为60元。一年当中，他寄给父母的钱不超过3笔，每一笔只有3000元，总共加起来还不如父母在家种苹果树的一年所得（2万元—3万元）。

  临时工的所谓“自由度”催生出新一代打工人的极端生活形态，一些无技能的打工者开始脱离正常社会生活，成为折叠城市里看不见的沟壑。

  以马驹桥为代表的城中村，逐渐出现“三和大神”（最初指深圳青年零工）现象。金马商场附近足浴店老板赵毅告诉风洞，离店不远处的网吧内，聚集着一些年轻小团体。他们通常五、六人为一组，结伴生活。每天指定2—3人出去做临时工挣钱，其余人则在网吧打游戏、睡觉，挣来的钱供团体开销，花完了钱再换人出去赚。

  深圳大学研究院、社会学家黄斌欢认为，要解释一代劳动者出现某种新的有共性的利益需求，就需要去观察这代劳动者的养成过程，“看看在成为临时工前他们经历了什么，是什么塑造了他们。”

  在他看来，蒸蒸日上的临时工市场显然与“悬浮时代”有关。“悬浮时代”这一概念，由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提出。严飞指出，“悬浮时代”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人们处在一个没有根基的状态之下。

  在“悬浮时代”中，这些劳动者无法扎根，“既与乡村脱节，又无法嵌入城市生活”。这样的特征隐藏在众多农村年轻人的生活记忆中，并且正在加速新一代的劳动者代际更迭。

  从第一代典型劳动者来看，他们拥有极强的家庭观念，希望能够通过外出工作，来挣钱养家。“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农村社区，受到中国传统的家庭、宗教文化氛围影响，要完成家族绵续的重任，在农村的面子竞争中努力向上流动。”

  这种观念，让他们的社会身份紧紧与农村的家庭相连，也塑造了这一代劳动者的“高耐受性”等突出品格。

  2022年春节前，因北京流调轨迹引发关注的临时工岳某，就属于第一代农民工，他来大城市做临时工的出发点仍然是植根于对农村家庭的责任。

  85后的郭滨就完全不同。二十多岁时，他和村里的一个女孩相亲认识仅三个月就结婚，没几年这对小夫妻因为家庭琐事离婚，此后他再也没能重新成家。

  “现在娶媳妇越来越难，农村女孩少，需要更高经济条件。做临时工不会有，存不下真正的钱。”他说，老家的十亩苹果树地不需要他整年付出劳动力，闲时老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选择在外漂泊。漂泊时间长了，逐渐他开始不适应老家的生活，“回不去了。”

  此外，黄斌欢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更年轻的一代农村劳动者家庭责任感普遍缺失，“相当一部分青年对组建家庭没有向往，即便组建了家庭，也没办法保证家庭的稳定性。”

  “在留守生活时期，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社区人口流失、红白喜事压缩，社区公共生活大幅缩减，乡村生活内在意义感降低……这就导致第二代农民工不愿意以农村中世代相传的目标作为生命准则。”

  黄斌欢认为，新一代普通农村青年向“大神”现象滑落，其实就是在乡村留守期间生活状态的延续。而劳动者养成过程的差别，逐渐塑造出了两代劳动者的代际差异。

  他是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农村人，过去的27年里，他都以打零工为生。今年45岁，不再年轻，他感觉自己很快要干不动活了。

  他想结束日结薪资的生活，找到一份有保障的长期工作，不仅解决当天的生存问题，也能让他安度后半生。他对“保障”的要求不高，只要工钱合理，能按月准时结算，包吃住即可。但这样的工作不好找。“很难，很多地方超过45岁就不招了。”

  回顾过去的人生，孙亚利一直无依无靠。童年时，家里特别穷。东北的冬天，“没鞋，光着脚丫在地上跑”。5岁，父母离婚，入赘的父亲带着他搬回了自己的村子，和叔叔住在一起。母亲改嫁，断了联络。

  再往后，父亲依靠种地糊口，1990年代，建筑施工工地大量缺人，父亲和叔叔扔下锄头跑去工地打零工，姑姑们也陆续嫁人搬离农村老家，留下他和爷爷奶奶在村里。他读书成绩不好，小学三年级就从学校退学，在家种地。

  父母离婚前没有给他上户口。和母亲失去联系后，他的出生证明没能补办。既无法办落户、也没办法办理身份证，“黑户”状态持续了整整38年。

  从18岁起，孙亚利开始在哈尔滨寻找生计。因没有身份证，只能走上父亲打零工的路，在工地搬运建材、做小工，这样的工作让他能养活自己。

  20岁那年，母亲托舅舅去哈尔滨的工地上找到孙亚利，告诉他“妈妈很想见见你”。孙亚利去了母亲改嫁的地方，母子总算建立了联系。但母亲有了新家庭，还生下了弟弟和妹妹，他感觉自己是个外人。

  24岁时，孙亚利的父亲突然生病，在半个月内就去世了。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财产，还带走了他仅余的家庭亲情。后来，他和叔叔也失去了联系。

  2015年，孙亚利向哈尔滨的旅店老板借了三千元，回到母亲所在地办理亲子鉴定，准备落户农村，目前，他还没能在落户地点扎根，没有地，没有房。他不好意思寻求谁的帮助，但还是希望能和血亲保持联系。

  不过，这个45岁的中年人还没放弃，他想在这样一个世界落脚，说今年或许是为自己的后半辈子找到生路的最后一年了。他想结束目前这样的“悬浮”状态，也害怕错过今年，就错过了在某处扎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