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的军事生涯，在其光辉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作为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他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党和国家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努力营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发展、稳定和统一的战略环境，努力开创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方针和原则，为当代中国军事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军事在同志的领导下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文革”给军队造成的严重内伤，面对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面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新的战略大局，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的新环境，面对现代军事发展新趋势，怎么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新局面，是新时期中国军事一定要解决的紧迫任务和战略课题。在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同志举重若轻、沉着镇定、坚毅果敢，先后作出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华北军事演习、百万大裁军以及问题的战略构想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领导我军履行了人民军队在新时期的根本职能和神圣使命，为营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发展、稳定和统一的战略环境，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新时期中国军事的伟大历史贡献，突出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普遍原理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道路。这条道路表现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对新时期中国军事的实践开拓和理论探索。他针对世界局势趋向缓和、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特点，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的思想，要求军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建设；提出了“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要求军队不仅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还要努力为国家建设大局服务；提出了在战略方针上坚持“积极防御”的思想，认为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等等。他还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加速国防现代化规定了总目标和总任务。这一切都表现了理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军事领域的贯彻和运用，集中反映在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中。

  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不仅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道路，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同时提供了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当代中国军事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同志研究和指导新时期中国军事的思想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既是同志率领我军冲出思想僵化重重樊篱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同志开创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道路的根本思想路线。同志曾经指出：“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体现在当今军队建设上，就是要正确地处理争取和维护和平与履行军队根本职能的关系，正确地处理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加速国防现代化的关系，正确地处理提高部队战斗力与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关系，正确地处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与全面增强战斗力的关系，以及正确地处理人民战争与现代条件的关系，从而使我军现代化建设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更加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同志作为20世纪杰出的战略家，在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战略实践的结合中，体现出鲜明的战略思维特色和品格。

  信念永恒，愈挫愈奋，一切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腾飞。同志的政治生涯经过“三落三起”。他之所以能屡陷逆境而不屈，愈挫愈奋愈卓越，在于他具有无私无畏、坚定而永恒的革命信念，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真理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同志以人和中国人民的儿子自励，以报国为民为己任。即使处于逆境，他也从不消极和沉沦，而是不断地从人的伟大信仰中，从人民群众的渴望中，看到光明的前景，获得前进的力量。同时，他又能利用贴近基层、接触群众的机会，更多更深刻地体验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呼声，从而酝酿出强国富民的崭新战略蓝图。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使身处逆境中的同志一旦复出，便能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大胆改革，开拓奋进，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模式。同志战略思想的高超之处，突出表现在他敢于并善于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推出诸多促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发展模式。从以联产承包为起始的农村经济改革，到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从发展“三资”企业到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从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到海南大特区的设立以及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从对外基本政策的调整到和平统一特别是“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倡导；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如此等等新模式的推出，无不生动体现了同志奋力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政治勇气和实践魄力。

  把握枢纽，抓住机遇，全面运筹谋发展。战略枢纽是与主要矛盾相联系的。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从本质上说就是发展经济，经济是牵动全局的战略枢纽。同志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了他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扫除妨碍经济建设的障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有效地排除了各种干扰，保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贯彻落实。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同志，在他的战略设计与战略运筹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以快速而健康地进行，有效地避免了顾此失彼和畸形发展。例如，他在把重点放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又重视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他在把重点放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同时，对经济犯罪绝不姑息手软，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是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他在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又指出稳定是大局，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总之，同志不仅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而且正确地处理和协调各条战线、所有的环节之间的关系，来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列车平稳、高速地驶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求真务实，注重实效，在实现当前成就的基础上追求未来辉煌。在同志的战略思维中，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总是统一的。他规定了战略方针，又规定了各项具体政策，以确保战略方针的贯彻；他指明了战略方向，又指明了方向上的各个“里程碑”，使方向与各阶段目标融为一体；他提出了总的战略任务，又提出了方法、措施和手段，为完成战略任务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学习同志的战略思想，人们得到的绝不是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清晰的蓝图；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而是一个处处体现在实践中又不断为实践所证明的真理。在同志大战略的指引下，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提前实现，从而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显示了这一战略的伟大实践意义与科学价值。

  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长期担任党、政、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实践和领导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国防经济建设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其基本指导思想可以归结为：“服从大局，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实现国防现代化。”

  第一、关于国防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要适应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的要求，寻求高效灵活的国防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同志精确指出了军队与生产武器装备的部门、公司之间是订货关系，同时指出二者之间要实行合同制。第二、关于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的结合方式，要探索“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国防工业发展模式。同志强调，军工体制改革应该纳入整个国家的规划……总的方针至少拿出一半的人搞民用，将来自动化了，可用三分之二的人搞民用，这个道路是对的。第三、关于国防经济的安全效益与经济效益，要科学使用国防经费，努力提高国防经济效益的发展原则。同志指出，要勤俭建军，科学使用国防经费。他说，现代战争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打钢铁”、“打装备”、“打后勤”。就军队后勤工作本身，要搞好管理，增强活力。第四、关于国防科技的发展路径，要依托科技革命，寻求向现实战斗力转化的军事科技发展路径。随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进步在国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同志强调：“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 ”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第五、关于国防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要大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打造国防高科技人才的发展平台，加强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同志把造就又红又专的国防科技队伍，作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指出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第六、关于国防经济动员体制，要适应平战转换的要求，构建完善的国防经济动员机制。同志格外的重视经济动员的作用，把经济动员看成是寓军于民、平战转换的有效机制。经济动员是平时经济到战时经济的“转换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的因素。高技术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只有动员全国的力量，才能保障战争的巨大需求。第七、关于国防经济循环方式，要积极开展军事科技和对外贸易交流，拓展开放式的国防经济循环方式。同志十分注重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注重适当引进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同时还提出了开展正常军品贸易的问题，这就使我国对外军品贸易由单方面进口变为进出口双向贸易。这是拓展开放式的国防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

  根据国防经济建设思想和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和新军事变革的要求，同志提出要探索和研究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建设思想。这就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两头兼顾，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要格外的重视军事高科技的发展，突出 “撒手锏”武器装备的研制；要坚持寓军于民，走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国防经济建设路子；要大力推动军工体制创新；要借鉴企业管理方式，实现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国防经济建设思想,我国国防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人才不仅是治国兴邦之本，也是治军强军之本。在所有军事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最具决定意义的资源。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和激烈的竞争，认真把握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可以启迪我们从多方面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军战略。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作为中国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对人才的政治素质要求更高。同志指出：“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他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高度信任。有了这个政治前提，才有机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放手培养和使用新型军事人才。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活动的知识化，就是军事主体的知识分子化。能否在军事高科技领域占据人才制高点，是世界各国军事领域竞争的焦点。因此，必须从讲政治和推进我军军事变革的高度，大胆起用掌握高科技的新型军事人才，并使之进入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在使用人才过程中，既注重能力培养，又注重全面锻炼，为着力解决“打得赢、不变质” 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紧紧围绕铸造“军魂”这个政治教育主题，始终把军队人才队伍的政治觉悟和世界观改造放在首位，锻造“政治合格”的新型军事人才。

  在军事领域，科学技术就是第一战斗力。谁创造和使用更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拥有最强大的战斗力；谁拥有更先进的知识和优秀人才，谁就占有作战的优势。在未来的信息化战场上，武器装备慢慢的变多地嵌入高科技含量的“软件”，战争将成为掌握大量知识的军人运用智能与知识物化成果而展开的对抗。没有一大批掌握和运筹“制信息权”的军事人才，就无法创立先进的作战理念，更不会形成高超的军事谋略和战术。为适应信息化战争的要求，我军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军事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充分展示知识分子的人才价值，激励军队知识分子创造性地工作。各级党委和领导要充分认识到，具有大量知识并能创造性运用知识的专家型、学者型、创新型的“知识军人”，是知识军事时代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支柱力量。

  要培养军事人才，就要抓好军队院校建设。面对当代科技知识的强劲增长态势，一名军官只有以每年6%至10%的速度更新知识，才能适应现代军事发展的要求。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是高智商的较量，高学识的交锋，“知识战士”与“钢铁战士”同样是战场上的主角。所以，在抓紧部队高科技知识学习和军事训练的同时，要下大力把军队院校建设好，使院校真正成为军事人才的摇篮。早在1977 年，同志就强调“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并对我军院校的培养目标、培训内容、管理体制、教育方式等下达了一系列具体指示。这对于从更高的起点和要求上抓好新时期军队院校建设，是一个恒久而强大的精神动力。新形势下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好同志军事人才教育培养方针。

  对知识分子工作、生活的关爱，是稳定军事人才队伍的重要条件。对知识分子的关爱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由于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更多地带有探索性和创造性等特点，需要全身心投入，甚至要在许多方面做出牺牲。对此，同志表示：“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必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而且，知识分子往往个性与才华并存，专长与缺点同在。接受不了他们的个性，往往就难以发挥他们的才华与专长。这就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对知识分子多持宽容的态度，尊重他们的个性和特点，从而使他们的才干真正得以充分发挥。

  同志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权所进行的开拓性阐述，其鲜明特点，是把人权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思考紧密相连。

  同志用中国特色的语言阐述了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把人民群众获得利益、实惠，尤其是经济上、政治上的权利，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他不仅强调“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且把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阐述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落脚点。

  人民性是理论的一个基本特色。人民同不同意、人民满不满意、人民赞不赞成、人民的生活状况等话语，是在同志的论著中反复出现的最重要的价值评判。只有真正理解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利在理论体系中的根本性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同志对人权理论突破的必然性。更进一步讲，理解同志对人权的开拓性阐述———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权的辩证统一，推进到社会主义建设与人权的和谐交融———对于深入理解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贡献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越是推进，建设与人权和谐交融的重要性体现得越是充分。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人权的弘扬对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人民对经济权利的享有、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状况，检验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发展的属性。要解决首要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承认发展是硬道理。当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真正落实到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上时，才谈得上科学的发展观。

  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人权的弘扬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人民对政治权利的享有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批评建议权、受法律保护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必要条件。只有当这些权利得到一定效果保证和行使时，人民当家作主才不是一句空话，依法治国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人权的弘扬对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对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要件。思想以及表达方面的权利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紧密关联。人权观念的传播过程，必然是特权观念、专制观念的消亡过程。

  针对西方大国在人权问题上散布的谬论，同志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 ”这就狠狠回击了西方的人权论。面对一些西方大国把人权作为对外干涉、侵略的手段，推行“人权外交”，为霸权主义服务的新情况，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人权” 和“霸权”的鲜明比照，不仅体现了同志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非凡的政治智慧，而且也反映了同志对权利、民主、自由、平等这样一些核心的政治理念的深刻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说的宝贵贡献。

  政治委员是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担任的一个重要职务。从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到一二九师政委，再到晋冀鲁豫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政委，前后近16年之久，跨越了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直到晚年，跟随同志南征北战的老战友、老部下仍亲切地称他为“邓政委”。可以说，同志的政治委员生涯，就是我军成长发展特别是政治工作实践发展历史丰富而具体的缩影。回顾同志作为政治委员的光辉战斗历程，深切缅怀同志在我军建设发展中的丰功伟绩，从他的政治委员生涯中汲取丰富的思想智慧和政治营养，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自觉地高举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大力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不变质提供较为可靠政治保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始终不渝的理想信念，是凝聚军心、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定性力量。无论是在红七军、红八军的艰难岁月里，还是在驰骋大江南北的残酷战斗中，同志作为政治委员，总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鼓舞官兵。正如他总结历史时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信念。”这种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贯穿同志政治委员生涯的强大精神支柱。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由小到大、由弱胜强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同志在战争年代有一句名言：把千军万马置于党中央视线之下。同志在激烈频繁的战役、战斗中，不论条件多么艰苦，情况如何紧急，都要与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坚决听从党的指挥。他曾反复教育部属说，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及的领导与指挥，中国革命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党中央和。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不以党为中心的倾向都是极其危险的。这种无比坚强的党性观念和党性修养，成为同志成就政治委员辉煌业绩最根本的原因。

  善于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党的领导、确保我军性质和本色的首要前提和基础。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政治工作始终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政治委员最重要的职责。同志始终认为，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必须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他强调指出：“我们肯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种注重做好政治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善于做政治工作的高超艺术和科学方法，构成了同志政治委员生涯中最突出、最丰富、最具有个性魅力的思想和实践内容。

  注重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自觉维护军内外团结，是确保我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源泉。善于团结人、尊重人是同志最为感人至深的品格，他不仅十分注重与军事主官团结一致、并肩作战、肝胆相照，为部队树立了紧密团结、相互支持配合的楷模，而且作为一个战略区域中党的最高领导人，他还十分注重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团结，使部队在残酷的斗争中，始终能获得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得到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从始至终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坚持不懈地在学习实践中提高素质能力，是成就一切工作和事业的基本规律。同志作为政治委员所具有的各种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通过异常艰苦的努力而逐渐形成的。正如他的女儿在《我的父亲》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父亲爱学习，终生爱学习，从社会生活的大课堂中学习，更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这就是蕴含在同志政治委员生涯中的一条内在成长规律，也是我们学习同志政治委员生涯应当认真汲取的重要历史线版)